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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历代收藏史略——周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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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向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之誉。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距今5000年前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先民聚居繁衍,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先吴文化。商末,周太王次子仲雍与兄泰伯自渭水流域避奔而来,在此处建立“勾吴”古国,融合周原文化,成为吴文化发祥地。春秋时期,里人言偃北学孔门,以“文学”著称,被尊为“南方夫子”。科举时代,文章魁首,累世不绝,自唐至清代共涌现出进士483名,其中有状元8名、榜眼3名、探花4名,饱学之士无以数计。尤其在明清之际,相继形成了彪炳于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以常熟象正的虞山命名的虞山琴派、虞山诗派、虞山画派、虞山印派和虞山派藏书。

      在谈到上述文化流派时,不能不提到常熟的收藏文化。常熟的收藏文化与其它文化一脉相承,相互影响,丰富多彩。撇开历史上占东南半壁江山的虞山派藏书不论,专就收藏而言,常熟地方最早的收藏家可能要数罗墩良渚文化遗址七号墓的主人了。在该墓出土的54件玉、石、陶器随葬品中,其中玉器就达25件,有耳环、手镯、冠饰、戒指、项链、佩饰等品种。在那时,私有制已经产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们常把玉石器甚至贝壳、动物骨头作为个人的装饰品和收藏品,其中以玉器最为珍贵。

       见于邑乘记载较早的收藏家则有盛唐之际草圣张旭任常熟县尉时一位收藏书法的老翁,相传张旭就是由于见到其丰富的家藏而尽得其妙,由此书艺大进。

       北宋金石学兴起,常熟亦受影响,收藏家不断涌现。如南宋初参知政事翟汝文之子翟耆年,以父荫人官,但因善恶分明,不容于世,罢归后放浪山谷间,以收藏及著述自娱。志书称其平居巾服,好为唐人装,能清言,工篆隶,考古犹有特识,著有《籀史》二卷。还有一位悔李乡人锺璇,六岁而孤,先是育于龙图学士林橘家,曾取林所藏书尽阅之。后筑“药圃”于梅李,隐居达20年,为范成大等名士所赏识。他不仅有《药圃稿》、《山中录》、《续白孔帖》等,还有秦汉以来钟鼎奇字藏于家。

       元代收藏家中,较著名的有钱伯广、邹伯常、季渊、缪贞和虞子贤等。钱伯广早年从吴中名士干文传游,干守婺源时,曾得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手书的《城南二十咏》(图一)向宝爱之,从不轻易示人,临终前将此卷授予伯广。伯广遂在居室之东辟建“城南斋”庋藏,并刻二十咏之诗置诸斋中,以“城南”自号。邹伯常以富而修洁称,家中有“云文阁”,多蓄鼎彝书画,日与名流宴赏于中。但其最钟爱的藏品是一幅赵孟頫的《幼舆丘壑图》,据载其在元末遭遇兵燹而避难东徙的逃亡途中,将家财大部分摒弃,惟独此图一直随身携带,不忍失手。所以名士杨维祯赠其诗中有“万金家产不复惜,特为会稽山水来”之句。季渊,居浒浦乡,系桐城令季逢昌子。元大德初,授登仕郎。其既博雅好古,又精于鉴定,凡器物书画,一经过目,即能明辨真假。因而得到了书画大家赵孟頫的爱敬,与其缔结姻亲,时有信札往来,讨论收藏鉴赏之事。缪贞也是一位十分出名的收藏家,其字仲素,居虞山南麓,自号乌目山憔,隐居不仕。善八分小篆,追踪张有正,书法高古,曾为邑中致道观的虞山福地坊题额。菩有《书学明辨》。他平生嗜古物,凡遇之辄以重资购下并置于一堂之上,昕藏极富。据载他最钟爱的是一件宋代内府收藏的缁兴七年邵谔所进《述古图》圆砚,特以“述古”为其堂名。该砚之珍贵,在于砚上所刻图本系李伯时仿小李将军之着色写云泉花木及人物。图中之人物苏东坡、王晋卿、秦少游、米元章等,皆为一时大家。用端溪紫石制成,绘制极精。除此砚外,还藏有“笏观”。虞子贤,世居支塘乡,家藏书史及古今法书名画甲于三吴。其曾购得同邑钱伯广殁后所散出的朱熹《城南二十咏》长卷,爱之不啻拱璧,亦学钱氏于宅之西偏构堂三楹作为储藏之所。并延请书法家周伯琦题“城南佳趣”堂名,昆山名士秦约撰记。他还有“瑶芳楼”,也是因重金收藏到一张名为“瑶芳”的古桐琴而建。文学大家宋濂曾为之撰《瑶芳楼记》。三吴文士常相聚其家,以鉴古为乐。

       明代时,常熟成为江南经济繁荣地区,因其山明水秀,气候宜人,历来为吴中士大夫雅集首选之地。他们会集于私家园林中除诗歌唱和之外,收藏鉴赏亦成为一种时尚。见于地方志记载的常熟私家园林仅有唐代一处,宋代五处,元代七处,而在明代则已发展到五十余处。由生活富庶而营造园林别墅,其中陈列器物不可或缺。如常熟博物馆和碑刻博物馆收藏的正统九年《故处士周璇壙志铭》载志主“晚年,惟爱恬静,家事一无所累,辟一室于居之东偏,花木环植,豆觞罗列,日优游于其中。亲友过从则举酒具殽,尽欢而止。”成化二十二年《明故义官劲斋陈公()墓志铭》亦载:“自营别墅,杂种化木,广蓄书画,以为娱亲游息之所。”(图二)前者所称的“豆觞罗列”之“豆觞”,当为钟鼎彝器一类。

       以上二人仅不过是雅尚诗礼的缙绅乡老,尚且如此崇尚收藏,其它有功名官职的人士更是可想而知了。明代的常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书家,他们有不少人除嗜书外,还兼及多种收藏。如嘉靖间山东副使杨仪的万卷楼中,除那些宋元旧椠外,庋藏众多的法书名画及鼎彝古器,被江左推为“博雅”。他还精于鉴赏,著有《格物通考》20卷。

    清代乾嘉之际,金石学再度兴起,收藏家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但此时常热的收藏已不再停留和满足于仅仅作为门面装饰、单纯的财富堆积戏闲暇时的把玩这样·种状态,而是朝着更高要求和更高的精神层面发展。藏家们趋莺丁蕴藏在器物之中的文化内涵的发掘,以及延绵数代的家族累积。其具体体现在不少家族收藏的出现和人量研究成果的问世。

    晚清全国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古里铁琴铜剑楼自乾隆时的瞿绍基起就不仅收藏古籍善木,还兼爱钟鼎彝器、金石古玩。其子瞿镛,孙秉渊、秉清及曾孙启甲继承衣钵搜岁保护,相沿不替。并最终由瞿启甲之子于解放后将藏品完整捐献给国家,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五世收藏之家。瞿氏的收藏,除藏书外,自金石书画、碑帖三大类,总量达数千件,不仅蔚为壮观且有著述传世。其藏书楼名即是取自其所得到的唐琴和古剑。藏品中有‘传世稀见的唐宋官印、宋徽宗的《白鹰图》、工翚的《芳洲图》、历代铜镜和碑刻拓片等。、瞿镛尤喜金石文字,对藏品详加考辨,编著有《续金,石萃编》、《集占印谱》等。至于晚清翁氏,可称为常熟官宦家族收藏的代表,自道光进士、体仁阁大学士同治帝师翁心存起,其子安徽巡抚翁同书、湖北巡抚翁同爵及协办大学士同治、光绪帝师翁同龢皆喜收藏。其中以翁同龢成就最著。他贵为状元帝师,书法称同光间第一,不仅藏书巨富,举凡文物古玩无不兼收并蓄。他是北京琉璃厂金石古玩铺的常客,经常到那里淘碑帖字画、瓷铜玉石和各种文玩。同时,也利用赴各地担任乡试考官或回乡省亲等一切机会,广事搜罗。作为中枢重臣,他有时还能得到皇帝或皇后的赏赐,因而藏品质量很高。有稀见的《宝晋帖》、时大彬紫砂壶、汉仙人镜、米芾《云山图》、工翚《长江万里图》以及三镶玉如意、官窑瓷器等。当然,他还是一位文物鉴赏家,常与朝中喜欢收藏的同僚相互切磋、考证,交流收藏心得,备受人家的推崇。邵松年是一位在中国收藏史上留下雪泥鸿爪的重要人物,其世祖齐烈、齐焘、齐熊、齐然、齐鳌五兄弟为乾隆间饱学鸿士,父亨豫官至吏部侍郎,均喜收藏。他为光绪进士,官至河南学政,蓄金石字画甚多,精于鉴别。曾刊印众多的地方文献和先贤著述。并以已藏和岳父广东布政使吴江杨庆麟所庋藏的大最书画碑帖仿《江村消夏录》体例编著成《古缘萃录》(图七)续录》及《一斑吟草》。这儿部书籍是有关书画碑帖品鉴的重要论著,至今仍有影响。他又将所藏定武兰亭大际神龙本、赵孟頫书王羲之四种墨迹及赵氏四体千字文,元明人小楷墨迹等刻成《兰雪斋石刻》和《澄心堂法帖》行世。除此之外,又喜藏古琴,辟有“古鲸琴馆”。晚清的宗源翰,本是上元人,咸丰初因避乱移居常熟。亦喜金石书画,室名“颐情馆”.菩有《名贤碑传录》、《颐情馆金石书画题跋》等。其子舜年,光绪十四年举人.官至署金华知府,室名“咫园”。因曾入张之洞、端方幕,并有机会结交潘祖荫、冯煦、邓邦述、丁祖荫、瞿启甲、张元济等收藏界名士,受他们指教,鉴赏水平大为提高。除金石书画外,收藏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如翁同龢奏疏诗文草稿和各种牌刻拓片等。后曾应邀参加过《江南通志稿》编纂。舜年子佳恭,则喜收藏金石及历代占钱币,建有"癖泉书室”。继而广为搜集钱币文献.详加考据,辑成《癖泉书室所藏帛币书目》。于1934年出版。在清末民国初,常熟有几位沈姓收藏家不能不提。 一位是藏观家沈石友,他是光绪九年庠生。善诗能画,品格高古。平生嗜金石书画,尤专于藏观。所藏古砚多前代稀见之物,有玉溪生像砚、苏阿翠像观、李易安像观、黄文节公像砚等。他与著名书画家吴昌硕为至交,吴等名士常在其庋砚处“笛在月明楼”中鉴赏唱和,流连终日。很多藏砚是由吴昌硕作铭,虞山篆刻家赵古泥所琢。所刊《沈氏砚林》图八)四林视为珍品。另外二人是沈煦孙、沈养孙兄弟。沈煦孙字成伯,晚号师米老人,光绪二十年庠生。藏金石书画、碑帖印章极多,兼蓄古籍.辟“师米斋”和“芥弥精舍”藏之。辑有《师米斋吉金图录》、《师米斋藏砚拓本》、《芥弥精舍印萃》、《芥弥精舍书画脾帖目录》等。其弟养孙,字彦民,晚号隐禅居士。光绪三十一年庠生,亦搜集金石书画及古籍成癖。于镇海门外筑澄碧山庄,辟“希任斋”为庋藏之所。他曾丁1930年购得苏州卞钟铭尊汉阁翻刻的商周、秦汉青铜器《怀米山房吉金图》石刻一套三十四块砌置于山庄壁间,引为藏界胜事。

    常熟历代收藏家无数,他们不仅代有传承,名家群起,且藏品门类之广,数最之巨,质量之高,研讨之深,著述之多,为海内收藏界所瞩目。然而.到了民国,由丁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动荡时期。常熟民间收藏也由此走向衰落。大量金石字画、古玩珍宝或毁于日机的轰炸;或受到日军和艇盗的劫掠;或流落海隅为商贾贱值攫取。幸而仍有许多收藏家如铁琴铜剑楼瞿启甲等不惜重金罗致乃至以身家性命妥然保护.才使得中华文物及传统文化遗存免遭毁灭之虞。新中国成立后,众多收藏家和社会贤达又本着爱国、爱家乡的一片赤诚之心,纷纷将凝聚着他们心血的庋藏无私捐赠给国家,为社会主义文化建没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火的贡献。